司法充任咨询机构可能导致的宪法问题，可见张翔：《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从美国禁止咨询意见原则开始》，《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
相反，如果过分地扩展宪法当中词语的含义，则应当受到法理的谴责。不过，宪法毕竟是用来指导法律实践的，因此需要能够在实践当中与宪法相衔接。
通过权利，人们可以表达一种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法律和人类的其他思维领域并非大相径庭，其同样以来清晰的思维之助才能理解问题。管理扩张或新建航行水道时，应得有关系各邦之同意，俾地方文化及地方水利得以维持，其改良时亦然。但是，所有观念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社会物质产品开始丰富，人类对财产占有的欲望明显进化之后才出现的。[5] 程雪阳：《中国宪法上国家所有的规范含义》，《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
此外，程雪阳的系列论文当中也将国家所有认为是国家所有权。此外，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并非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还会存在集体所有的形式。这样的主张显然是有道理的，特别是结合我国宪法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民事立法规定大量的民事权利是对宪法基本权利的实施和具体化，是国家履行保护义务的具体表现。
由此，民法人格权必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带有宪法基本权利的印记，这种内在的联系决定了二者必然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立法所选择用以达到目的得手段。如果问题发生，立法者也知名了解决的途径[35]。本文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6期 作者：石佳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法国法官依据民法典第1382条，根据宪法基本权利的条款，即可自由的解释和发展出一个完整的人格权体系。
[8]Supreme Court of Netherlands, Decision dated 18 March 2005, RvdW 2005, 42 (wrongful life). [9]SiewertLindenbergh, The constitutionalisation of private law in the Netherlands,op.cit., p.122. [10]张新宝：《行政法规不宜规定具体侵权责任》，《法学家》2007年第5期，第137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被认为具有宪法意义，对于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十分关键。以古典的法典化时期的经验来看待当代中国的法典化，在方法论上是典型的刻舟求剑式的谬误，容易导致不知今夕为何年的时空错乱。因此，民事法官对基本权利（人格尊严、生命权、所有权等）的解释与适用，应以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作为参照。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将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的精神损害、误工损失等列为人身伤亡，从而结束了过去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其性质到底属于人身伤亡还是财产损失的争议，这无疑有助于强化生命权和健康权这些基本权利的保护。条例第12 -23条详细列举了信息主体所享有的各项权利。[27]Philippe MEIER, Martin STETTLER, Droit de la filiation, 5eéd., Zürich : Schulthess, 2014,n° 416, p. 271. [28] Jean-Christophe Saint-Pau (dir.), Droits de la personnalité, Paris : LexisNexis, 2013, pp.432-434. [29]Cass. 1ère civ., 9 juillet 2003 : JCP Edition Générale, 2003, II, p.10139, note J. Ravanas. [30]石佳友：《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民法典的时代精神》，《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页。第三，民事法官可依据宪法平等权对侵权受害人给予平等保护。
[41]杨芳：《德国一般人格权中的隐私保护—信息自由原则下对自决观念的限制》，《东方法学》，2016年第6期，第108页。因此，人权的范围比人格权要宽泛得多。
R. Lindon, La creation prétorienne en matière des droits de la personnalité, une approche critique sur la notion de famille,Dalloz, 1974, p.87. [17]获得人权公约中所承认的民法人格权还有：享有法律人格的权利、无罪推定权、住宅和通信秘密不受侵犯、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等。这显然比民法隐私权的范围要更为广泛。
就此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真正的变革发生于二战结束后特别是1949年联邦基本法的制定之后。2017年《民法总则》第1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最终没有提及宪法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款。Jean-Michel Bruguière, Bérengère Gleize, Droits de la personnalité, op.cit., pp. 109-110. [40]宋新：《论德国宪法上的人的尊严及借鉴》，《东方法学》2016年第6期，第128页。必要时民事法官在侵权法中可直接适用宪法规范[6]。在此情况下，如何与身体权区分，避免人为的法条竞合，值得注意。
[31]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2页。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达到下列目标所需的步骤：（甲）减低死胎率和婴儿死亡率，和使儿童得到健康的发育。
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了私生活和家庭生活受保护的权利，据此，学者普遍认为，知晓其身份的权利包括知晓其父母的权利，是属于私生活的范畴[25]。然而，尊严在现代社会已成为一项文明的基石，是公法和私法制度的基础性原则。
为了对这一宪法基本权利进行有效保护，民法中也规定了人的尊严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她出生时被其生母抛弃，后被社会机构收养，4岁后为其养父母所收养。
为了应对这种主体客体化的威胁，有必要旗帜鲜明地重申人的尊严作为法律秩序的基础和最为基本的原则。（二）适用宪法原则来完善侵权法 侵权法的宪法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法官可适用宪法原则对侵权责任制度进行发展和完善。由此，它失去了其所有，法人的经济损失也由此产生。人权是由宪法、国际人权公约等公法文件所规定的，其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也就是在国家-个人的纵向关系中发生所谓纵向效力。
必要时法官可借助于合理确定起算点、认定时效中断等法律技术来进行适当地变通适用。人权与人格权是分别由宪法和民法所规定的权利，虽然二者分属于公法与私法领域，但二者的使命都是相同的，即都是为了保护人的自由生存和发展。
Supreme Court of Lithuania, 26 September 2007, case No. 3K-3-351/2007. [12]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龙口市厨房配套设备用具厂、北京市海淀区春海餐厅人身损害赔偿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7年第2期，第68-70页。3. 相关规定的实施应由独立机构来监督。
基本权利为人格权制度提供合法性来源以及发展与完善的动力。但是，囿于其自身性质的局限，无论是司法解释还是典型性案例，都难以有效承担这样的使命：二者均面临合法性不足的困境。
而人格权则落实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实现其客观价值和主观权利的双重功能。未来，司法解释或者典型性案例应对二者做出区分。这一任务如果民法典分则不能承担，则只能交由司法解释和判例去完成。在其具有理智且未履行其义务之时，应对因过错致他人之损害负赔偿之责，无论此为身体、精神或物质上之损害。
直接适用宪法人格权作为依据的结果是，民法人格权由此获得了更高层次的通行证，被擢升至一个更高的效力层级。1994年生效的魁北克民法典在其序言第1款中即开宗明义地宣告：魁北克民法典与人权宪章和法律一般原则保持和谐一致，调整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物。
在我国，为避免宪法司法化的争议，最高法院的多项文件反复强调：法官在判决中不得直接援引宪法。在这些领域中，法典是其他单行法的基础，尽管单行法可以补充法典或者作出例外规定。
有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人权都是人格权，而所有的人格权都属于人权[2]。然而，对诸如保护姓名权的方式等问题，法典却未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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